如何评价新中国的前三十年？

“我们兄弟五人，仁义礼智信，只活下来我一个。” 1 张义和老人给我说这个话的时候，眼睛没有看我，而是看着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那个老房子是过去四川很常见的木结构民居，如果它就那么站着的话就还好，但突然扒拉开就会把尘封很多年的东西翻出来，陈旧的家具、残破的农具，一下子都暴露在阳光下了。 “哎呀，我的棬钩！” 有个模样古怪的农具横放在两根檩子之间，刚刚把瓦扒拉下来，才拆掉半边房子的檩条，张义和老人就挥舞着拐杖招呼自己的儿子。 他儿子都七十多了，其实已经没法干活，真的站在房顶拆老房子的是他孙子。他儿子早已经被他层出不穷的古怪要求给弄得无可奈何，摇着头叹着气走过来，恭顺的对他说： “我的老寿星呢，还拿来干啥子嘛？棬子树都没有了，丢了嘛……” 他儿子的口音是纯正的四川话，而张义和老人的口音则听起来总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也说不出来到底哪儿不对劲。新房子宽敞的院子里早都堆满了横七竖八的老家当，张义和就在这里坐着盯着，想扔掉都不可能。他家的新房子是金口河区新农村及旅游开发的示范项目，漂漂亮亮的四层仿古小楼，正对着大瓦山风景区，纳凉、避暑搞个民宿是最好的。 就这一堆老古董不知道怎么处置。 我去的那天是个阴天，大瓦山上面还挂着积雪，而大渡河谷里的雾气张牙舞爪的往山上扑，却被厚重的山脊死死压在另一面。站在永胜乡这边，你很难感觉到对面浓重雾气里的凶险，不过从这里开车上山，到一个叫做“蓑衣岭”的地方你就知道好歹了。你会像一头栽进牛奶里一样伸手不见五指，脚下是滑溜溜的积雪和冰，而身边就是万丈深渊，稍有不慎，粉身碎骨。 我去替张义和老人把那个棬钩拿了过来，那是个铁打的钩子，装在一根白蜡条上，是以前山民用来收获乌桕树果实用的，四川这边叫“棬子树”。钩子上早都布满了坑坑洼洼的锈迹，白蜡条已经看起来发黑，不过确实还是一件趁手的工具。 2 “你们晓得个屁。” 张义和把那个棬钩拿在手里把玩，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给放在檩条上的，也许是某次辛苦劳作之后随手的事情，也许是砍掉最后一棵棬子树之后郑重的告别，不过这些记忆早都藏在了深处，渐渐至于找不到了。 “修乐西公路，丢铁件是要打板子的！” 他说的乐西公路，是一条抗战时期修的公路，是在中华民族走投无路的时候为自己留下的最后一点退路。在抗战最艰难的时间段，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开始了乐西公路修建工程，守得住重庆的话就用这条路联通四川盆地和云南滇缅公路出境通道，守不住重庆的话就沿着这条路再次撤退，退到西昌去，依托安宁河谷和川西天险做最后的抵抗。 我就是为这条路来的。 像张义和这种乐西公路最后的建设者，还在人世的已经很少很少了。 每次想到乐西公路， 我都感觉到一种令人窒息的悲壮决绝，一种宁死不做亡国奴的刚毅不屈。 从1939年开始，四川本地的民工和来自全国日占区的难民纷纷汇聚到这里，开始一钉一凿、一锄一镐修建这个中华民族最后的退路和希望。到竣工为止一共有高达3万之多的伤亡，平均每公里死亡8人。仅蓑衣岭路段就伤亡高达3000人，由于工期刚好在冬季，曾经发生过一夜冻饿病死200多人的惨剧。 张义和的三弟张智和就是在那一夜死去的。 他们兄弟五人逃出南京城的时候就只剩下了张义和、张智和两个，父母以及大哥张礼和、三弟张仁和、五弟张信和，都惨死在日军的铁蹄之下，不知所踪。 他本来是不愿意去乐西公路当民工的，但两兄弟当时已经山穷水尽没有办法了。一方面是流离失所确实找不到活路，另一方面是战争导致的物价飞涨。尽管身上有的是血海深仇，但那些抗战的口号多多少少还是轻飘飘的不知所谓。 现实的生存威胁远比口号啊、仇恨啊这些东西沉重，当时摆在他这个“二哥”眼前紧迫的现实就是兄弟二人怎么活下去，他本人倒是可以选择去参军，但这个十二三岁的四弟又能够去哪里呢？举目无亲、上无片瓦，本身两兄弟就已经流落在乐山的街头要饭了，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 带着四弟去乐西公路当民工，好歹能糊口，能照看弟弟，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个决定会要了四弟的命。 那一夜的事情我其实很快就敏锐的感觉到他并不愿意讲，提到他四弟张智和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明显的“阻力”，他在不自觉的、本能的回避。这种阻力甚至比提到他的父母还要大得多，毕竟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他本人并没有在现场，没有亲眼目睹家破人亡的惨状。 但老年人，尤其是他这种百岁老人的韧性，是远超我们所能想象的。 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让他的四弟的故事流传下来，是他这个二哥能够为这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做的唯一的事情。 也是他本人面对自己的死亡之前的一种解脱。 3 那一夜冻死200个民工的惨剧发生在一个叫做“岩窝沟”的地方，在这里两道绝壁夹着一个深不见底的沟，他们必须要在绝壁里硬生生凿一条公路出来。在去张义和老人家之前我就已经把这条路都跑了一遍了，所以当他提到岩窝沟的时候一股寒意不由自主的从我的背脊骨往上爬，那种贴着悬崖开车的恐惧感，混杂着对于建设者的敬畏，让人浑身紧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