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为什么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没有建立起稳固的共和制

2026年9月24日，是辛亥革命114周年的日子。 我唯一认识的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的人，就是著名语言学家、思想家周有光先生（1906—2017）。在北京，我偶尔去他那狭小简陋的书房拜访。和他面对面交流时，就觉得历史并没有远去，而是就在眼前。周先生以112岁高龄去世后，这种可以触摸的、有温度的历史就永远消失了，但是在回顾近代中国奋斗历程的时候，辛亥革命就像一道壁立千仞的分水岭，漫长的影子一直延伸到现在。今天，在临近辛亥革命纪念日的时刻，回顾“告别皇帝”后的一百余年中国历史，不禁感慨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难曲折。 周有光 辛亥革命上距英国光荣革命223年，距离美国建国135年。也就是说，辛亥革命建立“新中国”，并非建基于无知和怀疑的阴暗时代。之前的300年里，英格兰、苏格兰和法国、美国的思想家已经动摇了中世纪世界观，积累了真正的现代政治知识宝藏，包括对于关于政府、社会、公民等的认识，也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包括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这些启蒙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通过图书翻译、海外留学生、报纸杂志等，逐渐传入古老的中国。 例如，梁启超1901年底写作的《卢梭学案》，不仅介绍和评价了卢梭最著名的“社会契约”论和“公意”论，还具体分析了卢梭的自由和平等观念。他重视和推崇卢梭的“主权在民”观念，指出国民之主权不可混淆为政府之主权，国民不能掌握主权，“则背于立国之大本也”。他同意卢梭的断言，“凡政体之合于真理者，惟民主之制为然耳。”（《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65、67页）。这些新思想对旧思想形成巨大冲击，影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少数知识分子，以及沿海地区的少数民众。 正是在这些新思想的影响下，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开始图谋政治变革，出现了君主立宪制、共和制等不同的政治改革方案。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历史已经向中国传授了一幅全新的政治建设蓝图，无须发现或发明，只需要实施。辛亥革命就是一次难能可贵的政治实践。 本文为作者所著《变革与迷思》跋 但是，为什么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却没有建立起稳固的共和体制，让后人至今为止为之扼腕叹息呢？ 在辛亥革命爆发的128年前，也就是独立战争胜利的1883年，华盛顿就在给朋友们的信里说，美国人民是欧洲启蒙主义的受益者，“我们建国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好、更清楚地理解和定义人类权利”，“在这幸运的时期，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国家而出现，如果其国民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和幸福，责任全在他们自己。”（约瑟夫·J.埃利斯《华盛顿传》，中信出版社，2017年，167-168页）如果按照华盛顿的逻辑，辛亥革命没有达到目标，责任应该在全体中国国民。 我当然不能同意这种观点。独立战争爆发前夕，美国民众已经将自由视为最高价值。1775年3月，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州议会演讲中高呼“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就是这种社会共识的生动反映。和美国民众不同，中国民众在长达数千年的皇权专制下，已经形成了深刻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语），将服从视为天职，“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鲁迅《谚语》）。因此，我从来不苛责民众，而是把批判的目标指向那些精英群体（包括由边缘走上舞台的“新精英”）。 辛亥革命后，精英群体并没有扎扎实实地进行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而是选择激进主义，总想“毕其功于一役”。辛亥革命告别了头戴皇冠的皇帝，但是戴着隐形皇冠的“皇帝”却层出不穷。于是，建设者少，破坏者多，实业家少，“革命家”多，导致现代化成果难以积累，而是往往轻易摧毁，从头再来，曲折往复，未有穷已。假如没有这种“折腾”，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早就完成，国民早就获得“完全的自由和幸福”了。 1792年，当热情澎湃的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传到美国时，华盛顿不激动，也不感到鼓舞。因为他目睹过人们在血腥的痛苦中死去的惨景，相信“唯有冷静的理智才能建立起永久的、人人平等的国家。而企图在民众的骚乱中获得冷静的理智与企图在凶残的暴君统治下的黑暗法庭上获得人民的自由一样希望渺茫。”（弗莱克斯纳《华盛顿传》，商务印书馆1994年11月，257页）我认为，华盛顿式的清醒正是中国精英们所缺乏的。更可怕的是，某些精英还有意利用民众的骚乱来牟取个人私利。 “折腾”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执拗的低音”，一直在华夏大地上回响。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如果从现在开始，真心实践启蒙时代以来的现代政治思想，同心勠力建设现代政治文明，那么中国现代化完全有可能在一两代人手里完成。问题是，现在启蒙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阻碍，对启蒙的兴趣和信心正在丧失。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人们对历史进步的普遍悲观失望、对善恶判断的犬儒主义，以及四处弥漫的价值虚无主义。但是，